永福县素有“福寿之乡”的美誉。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，成为道、佛、儒文化、中原文化与岭南百越文化交汇之地，多种文化相互激荡，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，造就了永福璀璨夺目的“福寿文化”。
古往今来，“福寿”二字始终是中国人心底最绵长的祈愿。红墙黛瓦的庭院里，寿星图与蟠桃纹镌刻着岁月的温情；寻常百姓的窗棂上，“五福临门”的剪纸映照着烟火的希冀。可若细究这福寿的真谛，便会发现千百年的文明长河中，始终流淌着一股清澈的力量——清正廉洁。它如松之劲、竹之节，看似与福寿无涉，实则是托举生命抵达圆满的基石。
余曾读《后汉书》，总为杨震“四知却金”的故事动容。暮夜无人之时，王密怀揣十斤黄金相赠，言“暮夜无知者”，杨震却正色道：“天知，神知，我知，子知。何谓无知！”那拒绝的姿态，没有半分犹豫。后人观之，或许会叹其“愚”——放着唾手可得的利益不顾，岂不惜哉？可正是这份“愚”，让杨震在史书上留下“清白吏”的美名，其子孙世代为官清廉，家族声望绵延数百年。比起那些贪墨之徒转瞬即逝的富贵，这份穿越时空的敬仰，何尝不是更厚重的“福”？那镌刻在史册中的正气，又何尝不是更长久的“寿”？
春日假期曾游西湖，行至苏堤便想起苏轼。这位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文人，一生颠沛流离，却始终坚守着为官的初心。在杭州任知州时，他疏浚西湖、修筑长堤，用百姓的赋税垒起泽被后世的水利工程，自己却“俸入所得，随手辄尽”。离任时，唯有一船书籍相伴。可杭州百姓记着他的好，为他建祠立碑，连西湖的荷花都似带着他的清雅。如今九百余年过去，苏堤春晓依旧是西湖十景之首，苏轼的诗词与操守仍被人传颂。他未曾追求锦衣玉食的“福”，也未曾奢望长命百岁的“寿”，却在百姓的心中活成了永恒。这份“福寿”，无关年岁，无关财富，只与一颗清正的心紧紧相连。
反观历史上那些沉迷于声色犬马、搜刮民脂民膏的官员，即便一时权倾朝野、富可敌国，最终大多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。和珅聚敛的财富抵得上清朝十五年的国库收入，却在乾隆驾崩后被赐死，家产抄没，只留下“和珅跌倒，嘉庆吃饱”的笑谈；严嵩权倾朝野二十年，贪赃枉法、陷害忠良，最终被削籍抄家，病死在破庙之中，连一副像样的棺木都没有。他们曾以为金钱与权力能换来福寿双全，却不知贪婪的欲望早已蛀空了生命的根基。没有清正廉洁的守护，所谓的“福寿”不过是镜花水月，转瞬即逝。
其实，清正廉洁与福寿的缘分，不只存在于历史的长河中，更藏在寻常日子的烟火里。一名乡镇基层司法所所长，几十年如一日坚守乡村一线，热心化解矛盾纠纷，拒绝过无数次的好处费，家里的墙壁上挂满了村民送的锦旗。如今他年过七旬，依旧耳聪目明，每次走在村里，总有村民热情地招呼他进屋喝茶。这份邻里间的温情，这份内心的安宁，便是最实在的“福”；这份受人敬重的体面，这份问心无愧的坦然，便是最长久的“寿”。
风过庭院，竹影婆娑。看着窗棂上“福寿康宁”的剪纸，忽然明白，真正的福寿从不是求来的，而是修来的。以清正为笔，以廉洁为墨，在生命的画卷上细细描摹，方能绘出最动人的风景。当清风绕膝，正气满怀，福寿自会如潺潺流水，绵长不绝。